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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用军: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建设若干基本问题研究
来源: 作者: 发布时间:2017-04-25 点击:970次

  对于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文明的古老中国而言,建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的高水平大学是数代中国人的不懈追求,也是实现中国“和平崛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标志,更是在“两个一百年”内加快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动力,可以这样说,中国高校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高水平大学。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必然要求有一流的教育、一流的科技和一流的人才提供支撑。办好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建成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学科,让中国高等教育真正由大变强,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先扎扎实实建成高等教育强省,才能一步一个脚印建成高等教育强国,才能从中诞生出若干所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和一大批拥有世界一流学科的高水平大学,而且可以肯定地说第一个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北大、清华、浙大、复旦、南大等中国著名学府必然产生于省域高等教育系统,从而使得中国的大学能够成为震惊世界、闻名世界的大学,成为让全世界最优秀的学生和教师都向往的学习乐土。在办好让人民满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美好期许中,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双一流”战略顶层设计下,省域高等教育体系“要建什么样的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和“如何建这样的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必须以中国特色为统领,省域内所有大学对党和政府高度关注、人民群众非常关心的“双一流”课题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必须作出回应、做好回答[1]。

 上

  一、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的内涵性框架界说
 
  2015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双一流”建设总体方案》),进一步明确了党中央和国家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世界一流学科的坚定决心、指导方针、具体目标、运行机制和保障措施,明确提出要通过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带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2015年10月26日至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再次提出要大力提高高校教学水平和创新能力,使若干高校和一批学科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水平,提升中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培养一流人才,产出一流成果。可以肯定的是,“双一流”建设将是未来30年内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中心议题,它必将与发改委、教育部、财政部引导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重大举措一起,重塑中国大学的全新面貌、重建中国大学的世界格局。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是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对于提升中国教育发展水平、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奠定长远发展基础、实现高等教育强国的“中国梦”,具有重大意义和长远价值。党中央、国务院已经指明了“双一流”战略的前进方向,无论是作为高等教育政策的决策者,还是作为高等教育政策的研究者,或者作为高等教育政策的执行者,都必须深入领会“双一流”战略的精髓,准确把握“双一流”战略的实质,科学解读“双一流”战略的内涵(图1),唯有如此,才能全面贯彻“双一流”战略部署。
 
  正如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世界一流大学、世界一流学科也绝不是千校一面、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在应然或实然理论状态中,特别是在中国的话语体系里,“双一流”战略还具有更丰富的内涵:一是“双一流”战略中的“入选者”与“211”工程、“985”工程“入选者”似乎有些不同,二是“双一流”战略还应纳入一流本科教育。2016年3月10日,原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的记者会上称,目前我国正由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转变,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是以一流为目标,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都应该是一流的,“不仅高校要争创一流,各级各类教育都要瞄准‘一流’”。所谓的一流大学,不仅指综合大学,还包括民办大学、职业高校,也包括中外合作办学,只要有水平,能够说接近或达到国际一流都可以,不能把一流大学只定为综合大学,比如5个大学合并了,各种指标就上来了。实际上,拼凑后的所谓质量并不等于5,可能小于5。对于创建一流学科,任何一个学校的强弱都是由其学科决定的,即使是一流大学,也不一定每个学科都是一流。“有的大学并不是一流,但是它有的学科就是国内最好,我们也要支持”。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建设并不是针对某几所名校的,而是开放的,“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建设是开放的,只要学科达到一流水平,就是我们的建设目标。高校需要做的就是埋头苦干,扎实工作,提高办学水平”。“政府会强化绩效评价,根据高校办学目标实现程度,动态调整支持力度。不会给你戴一个帽子,让你干好干不好都一个样。我们会充分发挥大数据作用,重点依据已公开的数据、成果和质量报告,引导高校把功夫放在教学质量提高、一流学科建设上”[2]。2016年5月6日,教育部副部长林蕙青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与厦门大学联合主办的“一流大学本科教学建设高峰论坛”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建设一流本科教学、提高教学质量,是加快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迫切需要,是适应新形势、更好地服务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是解决高校自身发展突出问题、实现更高质量高等教育的迫切需要。一流的本科教育是一流大学的重要基础和基本特征”[3]。
 
  二、中国特色世界接轨“双一流”大学评估指标体系构建
 
  世界一流大学是世界大学集团中各类型、各层次、各形式大学中的佼佼者、引领者和带头人的集合,世界一流学科是世界大学集团中各大学内最有特色、最有优势、最有成就学科的集群。众所周知,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大学都各具特色、极富个性,但它们也有一些共性、一些可以量化的表征,所谓形散神似、共性寓于个性之中,这就为研发中国特色、世界接轨的“双一流”大学跟踪评估指标体系奠定了实然前提和理论基础,也为科学划分世界一流大学、世界一流学科比例提供了测算标准和参照体系。
 
(一)中国大学集团新分类标准
 
  2014年5月4日,习近平同志在北京大学考察时指出:“党中央作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决策,我们要朝着这个目标坚定不移前进。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没有特色,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依样画葫芦,是不可能办成功的。这里可以套用一句话,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哈佛、牛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剑桥,但会有第一个北大、清华、浙大、复旦、南大等中国著名学府。我们要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更要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4]由此可见,“双一流”战略所要建设的世界一流大学、世界一流学科必须是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的,而不是欧美世界一流大学、世界一流学科在中国的简单照搬或模仿复制,这就客观要求对中国大学进行科学定位、合理分类、错位建设、差异发展、办出特色、追求一流。
 
  按照一元二分法的哲学思想,东方高等教育体系和西方高等教育体系如同东方文化、西方文化一样虽神驰两端但元神归一。东方高等教育传统最终形成于中国(如稷下学宫),而西方高等教育传统最终形成于希腊(如阿加德米学园),此后不断强化、变迁和传播,对周边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分别形成了儒家文化圈和拉丁文化圈,其内的大学分别形成了不同的生存模式和学术文化。东方大学更多选择与政府合作并适度接受其管制,西方大学更多选择与政府保持适度距离并有条件接受其资助,东方大学如同生命之树讲求玄虚,西方大学如同知识之树讲求实用。东方高等教育系统在农业时代依托中国这样的宗主国体系一直称雄于世界,只是近世数百年来,由于西方在工业时代快速崛起并保持后工业时代(信息时代)的称霸态势,才开始慢慢落后于西方高等教育系统,甚至东方高等教育系统长期以来被迫关注以欧美作为近乎唯一的参照系并延续至今,甚至出现了依附发展的现象,蒙蔽了东方大学的双眼,既不能准确地把握自身在高等教育发展与改革中的成就和问题,也不能科学解释在理论与实践方面碰到的文化纠结和天花板效应。总之,东方高等教育传统历史悠久,经过一个多世纪西方模式的努力学习后,基本构建起了现代高等教育体系,但是陷入文化困境中的东方大学集团,作为北美、欧盟之外的世界第三大高等教育区域,有的还继续在依附发展模式中迷惘找不到出路,有的已经迷途知返开始走上艰难的自主创新发展道路,取得了相比非西方大学的卓越成就,中国大学也不例外。当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面对欧美的世界一流体系,中国大学已经可以说“不”,因为中国大学已渡过了依附发展的阶段,进入到借鉴阶段的后期和创新阶段的前期,将来的目标是超越阶段,在校生规模达到世界第一之后在校生质量逐步达到世界领先,通过高度自主的学术创新和科技研发,成为21世纪世界科技中心。
 
  “建立高校分类体系,实行分类管理”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中长期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新任务,也是中国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和学术界的共同追求。中国大学在发展模式上超越欧美大学任重道远,毕竟现代中国大学,从内容到形式几乎完全建基于欧美模式,包括港澳台高校,但在大学分类方法上,抛开卡内基分类方法,我们完全可以尝试有所创新,建立中国特色的大学分类标准和体系。众所周知,高校分类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但却是制定分类发展政策的基础和前提,国外有关高等教育与高校分类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至今有重大影响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2011版)《卡内基高等教育机构分类》(2015)。我国开始高校分类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做了许多工作,也取得了一些成果[5]。在国家“双一流”战略开局之年,重提高校分类体系及其设置标准研究,一是构建高校分类体系以促进其多样化、错位化、有序化和差异化发展,已成为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高等教育改革的迫切要求;二是国外高等教育分类或高校分类已经不能适应21世纪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和中国大学发展的时代趋势,即中国高等教育已经从20世纪的外延式扩张转向21世纪的内涵式发展、中国大学已经从20世纪的规模数量至上转向21世纪的质量特色第一;三是中国已有高等教育分类或高校分类标准单乏、问题较多,标准方面侧重科研数量、师生规模等而很少关注教学质量、办学特色等,导致重科研轻教学、重数量轻质量、无法区分人才培养层次、不适合特色类院校问题频出。
 
  中国大学分类问题真的无解或没有帕累托次优解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为了更加科学合理地对我国高教结构和高校布局进行优化调整,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流高等教育体系建设,通过对国内外代表性分类方法的比较与分析,吸收其合理因素,遵循高校办学规律、符合中国国情、世界独创性、公开客观公正的评价思想,从国际影响、国家发展和社会贡献三大视角审视和考量大学办学成就的评价视角,立定以衡量高校对世界、国家和地区的科学与人才的贡献能力为评价目标,根据“先类后层再级”原则,提出了一种中国大学新的分类模型和标准(表1):一是依据大学的人才培养层次和学术研究水平等(一维)将中国大学分为研究型大学、专业型大学、应用型大学和技术型大学等4种办学类型;二是依据中国大学的学科专业设置和毕业生职业发展领域等(二维)将大学分为“综合型”和“特色型”,其中特色型又细分为财经、政法、医药和语言等行业特色型院校,以及艺术、体育、传媒和警察等特色专业型院校。除了确定国家高校分类体系及其设置标准外,还必须对相应象限内的大学进行科学界定:1.研究型大学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发展处于教育-科技-经济一体化发展水平的最佳标志,科研领先与校友杰出是判定研究型大学的两个核心标准。一所大学要办成研究型大学必须坚持“教学与科研并重”,必须拥有一支卓越的师资队伍并能:一是能持续产出最高水平的学术研究成果和关键性技术发明创造;二是能持续造就高层次的研究型人才和各行业领袖级人才,二者缺一不可。2.行业特色研究型大学是一个大行业处于教育-科技-行业一体化发展水平的“最佳文化地标”,其衡量标准为:一是能持续对关键行业产业可持续发展做出重大贡献;二是科研取向主要破解关键行业产业发展瓶颈;三是人才培养规格成为关键行业产业发展领袖。3.区域研究型大学是一个地区社会经济状态处于教育-科技-经济一体化发展水平的“文化名片”,其显著评价维度为:一是办学定位对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适应度;二是领导精力、师资力量、资源配置等对区域发展的保障度;三是办学质量、人才和科技研发对区域现代化建设的贡献度;四是学生、家长、社会对教育、就业、创业质量的满意度[6] 11。
 
  国外的高教分类或高校分类缺乏中国特色和中国元素,国内的高教分类或高校分类可能舍本逐末或落后过时,重科研轻教学误导高校的发展战略方向、科研教学二分法不符合21世纪大学发展时代潮流、一维分类让行业特色型和底层大学濒临绝望无法共享发展阳光,比如高职院校、专科院校、市属院校、省属院校、行业特色型院校等被人为判定为“教学型大学”或“教学研究型大学”,一旦贴上这样的标签,基本就与高水平大学无缘,也就是在“双一流”建设上被判了“死刑”。新的二维大学分类标准有利于体现人才培养层次(研究型、专业型、应用型和技术型人才)、有利于体现高校学术研究层次(研究型和非研究型院校)、有利于体现高校办学特色(行业特色、学科专业特色、办学特色),初步实现了教学与科研并重、教师与学生并重、投入与产出并重、学术与实践并重、规模与质量并重、特色与通识并重,让中国各类型、各层次、各形式的大学都能共享发展机会,即通过全校师生员工科学定位、合理分类、错位发展、办出特色,都有可能、都有机会建成一流学科、一流大学。
 
(二)世界一流大学的基本特征
 
  世界一流大学作为世界大学集团中的排头兵和领头羊,它们拥有独一无二的气质和基因,拥有十大基本特征(评价标准):一是一流的办学理念。办学理念是大学的灵魂,它是全体大学人关于“办怎么样的大学”和“怎么样办好大学”的深层次思维结晶,如普林斯顿大学明确标榜“为国家服务、为世界服务”,并将其贯彻到教育过程的始终。二是一流的师资队伍。师资队伍是大学的根基,大学者大师之谓也,如剑桥大学有百余位教职工获得诺贝尔奖获得者。三是一流的办学特色。办学特色是大学的标签,如耶鲁大学实行住宿学院制和重视本科教学。四是一流的学科专业。学科专业是大学的细胞,如加州理工学院的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生物学等排名世界大学前列。五是一流毕业生校友。毕业生校友是大学的名片,一流大学培育一流校友,一流校友成就一流大学,如牛津大学培养了27位英国首相、60位诺奖得主。六是一流的科技成果。科技成果是大学的答卷,如麻省理工学院制造了世界上第一台能够实时处理资料的“旋风电脑”,并发明了磁芯存储器。七是一流的校园文化。校园文化是大学的个性,融入在大学的血脉和骨髓里,如“小而精”的巴黎高师的Jean-Pierre Serre教授是世界上唯一健在的集菲尔兹奖、沃夫奖、阿贝尔奖于一身的数学家。八是一流校长和卓越管理团队。校长团队是大学的舵手,筹钱和挖人是校长的两项主要工作,如哈佛大学之所以为哈佛,离不开艾略特(Charles W.Eliot)、科南特(James Bryant Conant)和德里克·博克(Derek Bok)等历任校长的“不忘初心”。九是一流生源质量和校友服务工作。生源是大学的原材料,如号称比哈佛还难进的深泉学院,每年录取学生10余人。世界一流大学都非常重视精细化校友服务工作,著名的CNN主持人同时也耶鲁校友Anderson Cooper曾说“如果本·拉登也是耶鲁校友,他们肯定知道他到底在哪一个山洞里”。十是一流的社会声誉和国内外影响力。声誉是大学的颜面,如“硅谷之母”斯坦福大学,无论是学术声誉还是社会声誉都举世闻名。按照上述基本特征,考量世界大学数量(世界各类型高等教育机构约三万所)并参照世界性大学排名结果(考虑学术性和社会性双维度),可以确定世界一流大学的基本比例分布(表2)。
 
(三)世界一流学科的基本特征
 
  学科是一个科学概念和分类标尺,一是学术分类,即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分支,二是高校教学科研等的功能单位。学科是高等教育的独特范畴,所以必须纳入高等教育学的分析框架,可以说,学科承载了高等教育的功能和大学的核心职能。学科既是促进个体成长的平台,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平台;既是教育教学的平台,也是科技研发的平台;既是产学融合的平台,也是科教融合的平台;既是协同创新的平台,也是创业创富的平台,既是大师工匠汇聚的平台,也是青年才俊扎堆的平台。世界一流学科与世界一流大学究竟是什么关系?在正式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要破除一种误解或错误观念,即中国以前没有世界一流大学或未来建不成世界一流大学,从而树立一种信心,即世界一流大学不是所有学科都是世界一流的,但没有世界一流学科就没有世界一流学科的高水平大学,没有世界一流学科的高水平大学就难以成长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必须以建设世界一流学科为基点和抓手。《“双一流”建设总体方案》提出四个基本原则:坚持以一流为目标,坚持以学科为基础,坚持以绩效为杠杆,坚持以改革为动力。强调要引导和支持大学优化学科机构,凝练学科发展方向,突出学科建设重点,创新学科组织模式,打造更多学科高峰,带动高校发挥优势、办出特色。这是因为学科是大学的细胞、专业是大学的基因,世界一流学科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基础。实证大数据显示,学科建设水平与大学发展水平之间呈现高度正相关关系,学科建设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大学的国际地位和学术声誉,所以“办大学”的中心工作就是“办学科”[7]。
 
  世界一流学科不仅要有中国特色,还需要得到世界公认,它们拥有一些基本的特征:一是一流的学术团队。一流的学科必然聚集一流的教师团队,特别是以诺贝尔奖获得者为代表的顶尖科学家团队。二是一流的学生质量。一流学科既吸引一流学生报考,也能培育出一流毕业生。三是一流的学科特色。一流学科必然是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四是一流的科技成就。一流学科不仅拥有一流的科研平台、顶级科研项目,还拥有一流的科技成果。五是一流的办学资源。一流学科拥有非常充足的物力资源和经费,特别是经费当以亿记。六是一流的的学术声誉。一流学科产出世界级的学术论文和高被引论文,但不能单纯以论文论英雄。七是一流的社会服务。一流学科基本是产学研一体化的典范,合作的企业对象往往是世界级企业或国家级政府机构,通过发明专利、咨询报告等成果转化为社会服务。八是一流的国际交流。一流学科的师生基本是国际学术会议的报告人,跨国学术交流的对象基本是世界一流大学。确立了世界一流学科的基本特征,就可以开展世界一流学科的评价工作。世界一流学科的评价既要注重中国特色,这是社会需求的逻辑,也要注重国际标准,这是学术发展的逻辑。在学术的逻辑上,评价指标包括一流科技研发、一流学术论文、一流学术团队、一流教育教学、一流的文化传承等;在社会的逻辑上,评价指标包括一流的毕业生、一流的发明专利、一流的咨询服务、一流的国际交流。所以,科学的世界一流学科评价,必然要平衡学术逻辑和社会逻辑。
 
(四)“双一流”评估指标体系
 
  世界一流大学不是靠排名排出来的,但是没有大学排名也是不可想象的。“双一流”建设必须考虑中国特色、世界标准的大学排名。对世界大学进行综合评价或分类排名,是国际惯例,也是中国特色。中国进行“双一流”建设,必须主动建立中国特色、世界接轨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学排名指标体系,确保中国在世界大学排名领域的组织决策权、话语影响权和标准解释权,而不是鹦鹉学舌、亦步亦趋、依样画瓢的所谓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或世界大学科研竞争力(ESI)排名,因为类似的加减法比例排名既没有多少学术和技术含量(一个学习成绩优异的高中生即可处理),也没有多少中国特色和中国元素(基本是THEs或QS的翻版“舶来品”)。世界大学排名是展示各国大学影响和地位的重要舞台,也是中国教育科学家参与国际教育评价事务的重要成果。由中国教育科学家主导研制富含中国元素、接轨世界标准的世界大学排名,有利于中国在相关领域制定国际标准、发起国际高等教育评价计划、倡导大学排名规范和政策、凝聚大学排名共识、维护大学排名科学价值、汇聚国际大学排名资源、协调大学利益关联方利益。一个国家能够主导世界大学排名的数量和质量,是国际大学排名界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的“晴雨表”。目前,国内外有较大影响且连续发布分析报告的大学评鉴机构有20余家,其中中国有5家,综合集成历史较长、影响较大、公信较好、知名度高的大学评价组织的指标体系,它们的“核心素养”包括三大类:人才培养情况(学生规模、校友质量)、科技研发情况(论文数量、成果质量)和社会声誉情况(学术声誉、媒体影响)[8]。
 
  为科学监测、合理评价、大力推动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高水平大学建设,有必要围绕国内领先、世界一流的目标,融汇中国特色和中国元素,站在第三方评估的立场,借鉴国内外大学办学水平评估的有益经验和成熟做法,利用“新闻洞”理论和“金字塔”原理挑选参照指标,最终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水准和世界眼光、符合高等教育规律、人才培养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进展跟踪观测指标体系(表4、表5)。
 
  实证数据分析发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国防科学技术大学、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台湾大学等高校跻身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中国顶尖大学前列,其综合实力和办学水平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是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领头羊。复旦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台湾成功大学、台湾交通大学、台湾清华大学等高校跻身世界高水平大学、中国顶尖大学行列,是中国建设“双一流”大学的排头兵。北京体育大学、中央音乐学院、中央美术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中央戏剧学院和台湾艺术大学等6所专业型高校跻身世界高水平大学、中国顶尖大学行列,是中国建设“双一流”大学的核心力量。中山大学、吉林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四川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上海科技大学、上海纽约大学、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南方科技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国音乐学院、鲁迅美术学院、北京舞蹈学院、中国戏曲学院、上海戏剧学院、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外交学院、中国美术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吉林大学珠海学院、河南理工大学万方科技学院、四川大学锦江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燕山大学里仁学院、武汉科技大学城市学院、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武昌首义学院、文华学院、山东英才学院、西安欧亚学院、三亚学院、山东协和学院、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西安外事学院、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江西科技学院等高校跻身世界知名大学、中国一流大学队列,是中国建设“双一流”大学的后备力量。
 
  实证数据分析显示,北京大学理学、医学、法学、历史学、文学5个学科排行全国第1,中国人民大学管理学、经济学和哲学3个学科排行全国第1,清华大学工学排行全国第1,中国农业大学农学排行全国1,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排行全国第1,中央美术学院艺术学排行全国第1。
  一、湖北高校及学科在我国和华中地区大学集团中的竞争力 
  为准确把握湖北高校、学科专业集群在中国、华中地区高校系统中的地位,跟踪评价湖北高校和学科在中国、华中地区的排名变化,参考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评估指标体系,笔者对湖北高校、学科专业在中国、华中地区相对实力进行了初步评估,结果见表1(无实力较强的中外合作办学高校)和表2(2016年7月采集数据截止)。 
  从表1、表2的评价结果来看 
  1.湖北高等教育竞争力位居中国第三、华中地区第一。在中国排名前10位的大学中,武汉大学位居第4、国防科学技术大学位居第9,离北大、清华的差距不大;前20位的大学中,华中科技大学位居13;前50位的大学中,华中师范大学位居34、武汉理工大学位居38、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位居39、华中农业大学位居49;前100位的大学中,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位居76;100-200名的大学中,湖北大学位居142、武汉科技大学位居175、中南民族大学位居191;行业特色型院校中,武汉体育学院、武汉音乐学院、湖北美术学院位居前列;独立学院方面,武汉科技大学城市学院、武汉理工大学华夏学院位居前列;民办高校方面,武昌首义学院、文华学院位居前列;没有中国一流的中外合作办学高校。 
  2.湖北高校在分类排名中均居华中地区上游,遥遥领先于湖南、河南两省。武汉大学位居综合类第1、国防科学技术大学位居理工类第1、华中师范大学位居师范类第1、华中农业大学位居农林类第1、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位居财经类第1、中南民族大学位居民族类第1。 
  3.湖北高校的社会影响得分普遍高于其人才培养、科技研发得分。在人才培养指标上,湖北高校在校友质量、师资质量方面得分有待进一步提高;在科技研发指标上,高等级科技成果相对偏少。 
  4.湖北高校学科实力和专业实力相对较强,但优特学科和一流专业覆盖面不足。13个一级学科中,只有法学、教育学、文学、哲学有高校挺进全国前五强;专业实力上也不尽如人意,排名全国第一的专业数量偏少、很多是小众专业。 
  二、准确定位湖北高校“双一流”战略的内涵和目标 
  世界上有一条很长很美的路,叫做梦想,实现高等教育强国的中国梦可以说是百余年来全球中国人的最大梦想;世界上还有一堵很高很硬的墙,叫做现实,中国大学正在从依附发展向自主创新艰难转型。工业革命以来,东方大学虽然面临发展的天花板,但很多国家的大学都在试图翻越这堵墙,甚至推翻这堵墙,建构区别于欧洲大陆体系、盎格鲁-北美体系而富含东方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世界一流学科的新模式。近年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就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建设作出了战略部署,国家教育部2011年12月出台的《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批高水平大学”,具体包括世界一流高水平大学、有特色高水平地方高校、高水平示范(骨干)高职学校、高水平民办高校。2010年7月29日颁布的《中长期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到2020年,高等教育结构更加合理,特色更加鲜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整体水平全面提升,建成一批国际知名、有特色、高水平的高等学校,若干所大学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双一流”建设总体方案》对此进行了总体设计和分步骤规划。综合分析国家“双一流”战略建设要求和方向,结合湖北省承担“中部崛起”战略、“长江经济带”战略和“一带一路”战略的国家定位,湖北高校“双一流”战略建设目标是综合实力位居中国34个省区市(含台湾省和港澳特别行政区)前列、在亚太有强大影响力、在世界有较大竞争力,能够为华中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支撑性智力保障及关键性科技支持的综合研究型和行业特色型高水平大学集合体。 
  1.综合实力位居前列。武汉大学定位为世界一流大学(整体一流);华中科技大学定位为世界高水平大学(若干学科一流);华中师范大学、武汉理工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华中农业大学定位为世界高水平大学(个别学科一流)。这7所高校争取有1-2所进入国家第一批“双一流”战略建设名单,有2-3所进入第二批。上述高校具备高层次师资、高素质学生、高水平教学质量、高水准科技成果、高层次科研奖励、高额度校友捐赠、高规格科研设备、高自由度学术氛围、高效治理团队,综合实力进一步提高、不同高校排名上升1-5位,缩小与北大、清华等各类型带头高校的差距。 
  2.在亚太有强大影响力。拥有若干在亚太地区学术界顶尖的专家学者、拥有若干在亚太地区学术组织中担任重要职务的科学家(如太平洋科学协会PSA)、吸引1-2家亚太地区世界一流大学或世界高水平大学在湖北设立分校(类似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区)或开展合作办学(类似清华-伯克利深圳学院)、在亚太地区新建3-5家孔子学院或中国语言文化中心,武汉大学、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武汉理工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华中农业大学等候选高校在亚太地区排名提升10余位。   3.在世界有较大竞争力。扩大留学生规模特别是专业类留学生规模(区别于语言类留学生),能够吸引到更多欧美发达国家留学生来鄂攻读专业学位、培养出各个领域(学界、政界、商界、文化界、艺体界、公益慈善界等)的杰出校友、拥有若干在自然科学领域和人文(哲学)社科领域的全球知名思想家或顶尖科学家(如ESI高被引论文科学家)、拥有若干在国际学术组织担任重要职务的科学家(如世界水土保持协会WASWAC)、主持数个跨国/洲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如LIGO-Virgo科学合作组织)、产出在人文(哲学)社科领域推动人类思想创新和在自然科学领域推动科学发展的成果、撰写的重大咨询报告能够影响中国战略或国际组织相关决策报告书。 
  三、湖北高校推进“双一流”战略建设的预备名单 
  古训富含智慧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罗马城不是一天建起来的。中国“双一流”战略作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高等教育系统工程,事关中国高等教育在“两个一百年”的竞争力和中国能否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强国,必须进行顶层设计和周密规划,科学遴选出每一种类型、层次和形式的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学科、专业的预备名单。湖北高等教育系统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应力争率先建成高等教育强省,在“双一流”战略中取得重大突破。 
  (一)湖北高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预备名单 
  世界一流大学不仅在自然科学领域引领前沿科学技术创新,而且在人文(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持续涌现伟大思想,引领人类社会进步。综合考量高校国际学术影响力和品牌竞争力、国家“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战略布局(中部崛起、长江经济带)、高校自身综合办学实力(杰出师资、杰出科技创新成果)、人才培养质量(杰出校友)和国际声誉(国际知名度),武汉大学可以列入湖北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预备名单(表3),进行整体建设,力争进入国家首批“双一流”战略中的“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名单。 
  根据自然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和高等教育发展的普遍规律,世界上不可能有“完美无缺”的存在,因此,即使是长期稳居世界一流大学集团榜首的哈佛大学或麻省理工学院等高校,也无法保证学校的各个方面、全部要素都处于世界一流水平,反而常态是这些高校的若干学科专业处于世界顶尖水平,若干学科专业处于世界一流水平,若干学科专业处于世界高水平。当然,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几乎半数以上的学科、专业提供世界顶尖或世界一流的研究生教育和本科生教育。世界顶尖或世界一流的学科专业,我国若干高校通过一定时间的努力是有可能达到的,但是,世界顶尖或世界一流的研究生教育、本科生教育往往是中国高校最欠缺的,也是我国高校要花较长时间才有可能达到的。 
  在整体建设上,武汉大学在国内的战略参照目标是复旦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综合类博弈目标是复旦大学和北京大学)、在国际的战略参照目标是香港中文大学、哥廷根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在学科建设上,武汉大学的法学、文学、哲学等的目标是“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学科行列”(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类,2030年),化学、生物学、测绘科学与技术、水利工程等的目标是“世界一流学科前列”(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类,2050年),数学、地球物理学、地理学、电气工程、信息与信息系统等的目标是“世界一流学科行列”(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类,2050年),从而支撑学校早日整体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和“世界一流大学前列”。 
  (二)湖北高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学科”的预备名单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通约规律表明,先有世界一流学科,再有世界一流大学,建成世界一流学科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前提和基础。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都是动态的,有的世界一流大学因为世界一流学科的失去而成为普通高校,有的普通高校因为世界一流学科的涌现而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所以,要实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长远目标,必须先脚踏实地地建成世界一流学科,此所谓“万丈高楼平地起”。正如世界一流大学不是靠自封的一样,世界一流学科的机会永远留给有准备的人。机会要凭努力争取,尊严要用实力说话,梦想要靠拼搏实现,既仰望天空,又脚踏实地;既夯实根基,又奋起直追,留给那些一直胸怀理想、敢于追求梦想的湖北高校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表4)。 
  (三)湖北高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本科教育”的预备名单 
  教学是大学最原始、最根本的职能和最中心的工作。坚持办学资源向教学一线倾斜,坚持最优秀的教授上讲台,坚持一流本科教育是哈佛、牛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剑桥等世界一流学府之所以能长期执掌牛耳的“秘诀”,也是世界一流大学成熟的标志。可以说,没有一流本科教育,很难成为一流学科、一流大学,一流本科教育是一流大学的底色和灵魂,是一流学科的重要基础和基本特征。众所周知,本科教育具有基础性、独特性、决定性,是大学众多职能中唯一不可替代的职能,科技研发、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国际交流等职能都可以由其他组织取代,但是由于受到一些科研导向的大学排行榜的误导和高等教育GDP政绩观的影响,本科教育这个“大学之本”在许多中国高校被人为淡化了,特别是在一些号称研究型大学淡化得更厉害校党政联席会很少讨论教学问题,在各种评估体系中教学的权重偏低、教师的话语权太小,各类科研成果很少能转化到教学内容中,教授上讲台形式化严重,真心热爱教学的教师不多,等等[1]。科研职能中心化、本科教学空心化,已经成为高校的常态,也是中国大学成为世界一流的重大障碍。分析发现,中国大学重科研、轻教学虽未到积重难返、病入膏肓的程度,但仍需要出重拳、开猛药,才有可能彻底扭转这种错误倾向,这也许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达成共识。世界一流大学必然是世界一流本科教育和世界一流科技研发的大学,因为它们深知所谓科技成果很多都是废纸,即使那些有重大价值的创新成果保存后很快也会过期而贬值成为历史档案,只有毕业生才会保值增值成为大学的未来和永恒。蔡元培在《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书》中有一段名言“我国输入欧化,六十年矣。始而造兵,继而练军,继而变法,最后乃始知教育之必要。”回顾反思“211”“985”“2011”侧重科研能力提升,想来这“教育”两字改为“教学”也是通的。中国大学的本科教育、本科教学严重点说已经到了生死存亡边缘,教育教学全要素、全流程的重大改革迫在眉睫、重大政策亟待实施,国家“双一流”战略恰好为一流本科教育和一流本科教学回归“大学之本”带来了新的契机,也为湖北高校创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本科教育指明了前进方向(表5)。   四、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和学科建设的若干思考 
  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必须实现理念、定位和路径三个重大转变,在筛选、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过程中走出一条“中国道路”。 
  “双一流”建设必然要求重视一流教师队伍的建设。梅贻琦先生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一流的教师,既能成为学问之师,也能成为品行之师。教师要时刻铭记立德树人的根本、教书育人的使命、有教无类的原则、诲人不倦的精神,甘当蜡烛、甘当人梯、甘当铺路石、甘当带路人,以高尚的人格魅力引导学生的心灵之窗,以高深的学术造诣开启学生的智慧之门,努力做教学改革的奋进者、学术研究的先行者和学生成长的引导者。“双一流”建设必须尊重教育规律及师生的“学术自由”和“教学自由”。哈佛之所以为哈佛、西南联大之所以为西南联大,教学独立、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教授治校、学术自由无疑是成功的法宝。“学术自由”能催发大学的核心职能、加速大学的开放发展,应鼓励建立在兴趣基础上的自由探索的学术文化。早在1957年周恩来就指出,“对于学术问题,我们从不主张用行政命令进行干涉,我们的领导方针是‘百家争鸣’,就是通过科学界的自由争论和客观实践来解决学术问题”[2]。1961年《中共中央关于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批示》在谈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问题时,指出“在自然科学学术问题上,一定要鼓励各种不同学派、不同学术见解和对于具体学术工作的不同主张,自由讨论,自由辩论,自由竞赛。自然科学学术问题的讨论,要不戴帽子,不拿棍子,不贴标签,不用多数压服少数;要允许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保留自己的意见;既要提倡批评,还要鼓励和保护反批评,以便通过自由讨论、科学实践和时间的考验,逐步辨明是非。在人民内部,在学术问题上,一定要有自由和民主,否则就不利于学术的发展”[3]。2013年1月16日国家教育部权威发布的《全面推进依法治校实施纲要》要求,学校要依法建立健全保障师生的研究自由、学习自由和学术自由的体制、机制。健全学术评价制度,保障各种学术评价机构独立开展活动,建立公平、公正的学术评价标准和程序。“双一流”建设既要以史为鉴,也要向他国和历史取经,正如英国内阁前教育大臣迈克尔�9�9戈夫(Michael Gove)在介绍牛津剑桥等世界一流大学的成功经验时所说“学校要鼓励学术自由,让学者们自己去研究自己感兴趣的领域,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清华大学终身校长梅贻琦先生曾言“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1946年,冯友兰教授撰写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中写道“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精辟地概述了西南联大成功的精髓,可为当下中国大学所借鉴。 
  “双一流”建设必然要求高校要以学生为本,不仅要关爱学生,还要敬畏学生,鼓励学生树立远大理想和高尚目标。旧北大之所以颓败,“著名腐败的总因”是教师不热心学问、学生把大学当作做官发财的阶梯,而新北大之所以繁盛,关键是推崇教育民主、践行教育平等、注重发展学生个性、主张“沟通文理”。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先生说“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份子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同时代的北大校长蒋梦麟先生也认为“欲养成健全之个人,则独立不移之精神,筋血充实之体格,思考精确之头脑,皆为至要。三者不具,虽有爱国道德等训练,终亦归诸无用而已矣。”世界一流大学必然有世界一流学生,世界一流校友来造就。放眼海外,美国前教育部副部长苏珊�9�9斯克拉法尼(Susan Sclafani)说“学生必须要具有文化意识、了解各国不同的文化,了解国际事务和全球的动态。对21世纪来讲,道德意识和公民意识是非常重要的。”世界一流大学斯坦福大学的斯坦福学者(Stanford scholar)Prashant Loyalka经过研究后发现,中国大学生后劲不足的重要原因包括教师工资偏低导致对部分教学不负责任(缺少世界一流本科教育/教学)、大学生长期受重复考试压抑导致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欠缺(缺少世界一流本科生)、“宽进宽出”导致部分竞争力弱的大学生都能准时毕业(缺少世界一流毕业生)[4]。因此,中国高校要认真落实“教学中心”地位、“师生为本”原则,一切资源向教学倾斜、一切资源向学生倾斜、一切资源向本科倾斜,强化教学学术的研究。中国大学要创设一种健康的教育环境,在这里,没有对于“学霸”和“考试机器”的疯狂追逐,既不培养优秀的绵羊,也不培养创新的虎狼;既不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也不培养连自己都不爱的人。优秀学生的选拔、学习成就的评价等的标准多元、丰富、灵活,旨在让每一名学生的天赋才华都尽情展露,鼓励每一名学生活出一种无须比较的卓越。当然,每一名学生都是高等教育大环境中的一份子,总逃不开各种各样“五斗米”的压力,但作为教师应尽力教导他们不要轻易“折腰”、尽量不要做短视的规划者,志存高远,努力做自我超越、自我完成的大写的“人”,静静地等待属于自己生命中“大花”的次第盛开、“荣光”的频频闪现。 
  “双一流”建设必然要求鼓励高校教师进入各级各类学术组织发挥影响力。权威统计显示,中国高校科学家特别是湖北高校科学家参与国际学术组织的情况并不理想。“双一流”建设要考虑有步骤地支持湖北高校教师进入国际组织特别是国际学术组织并担任重要学术职务,提高中国科学家参与全球学术活动的组织。再说,全球学术事务治理的深度和广度,这也正是“一带一路”战略对中国科学家提出的新要求。具体地说,一是要强化顶层设计,相关主管部门应联合出台《进一步推进湖北高校教师参与国际学术组织的若干意见》,为高校教师参与国际学术事务提供政策支持;二是要加大资源投入,相关主管部门应联合启动《湖北高校教师国际学术领导力提升计划》,为高校教师参与国际学术事务提供培训指导;三是要建立激励机制,鼓励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高校依托处于国际领先的特色、优势,在前沿、交叉、边缘学科领域自主建立一批国际级或亚太级学术组织,扩大主导和参与国际学术事务的能力;四是要拓展国际视野,“双一流”大学是世界学术活动的轴突和节点,应将教师参与国际学术组织的计划纳入高校国际化工程,推动湖北若干高校加大工作力度,让更多教师进入国际学术组织[5]。   “双一流”建设不仅是形而下的物质建设,更是形而上的精神建设。一流大学要重视气质和修养的培养,需要制度和文化的改造,多一点理想主义、英雄气概和民族情感。1869年,年仅35岁的化学家艾略特出任哈佛大学第21任校长,在其上任伊始,他就宣布了重建哈佛的宏伟目标“我们要在这里稳步建立一所最伟大的大学。”他认为,在任何国家,大学都是锐敏反映本国历史和特性的一面可靠的镜子,因此,重建的哈佛大学将不是一个英国或德国大学的摹本,而是植根于美国社会和政治传统而逐渐地和自然地结成的硕果,是开拓创新的、举世无双的。为了实现心中理想,他支持师生独立的学术研究,倡导教学科研结合,实施选课制,发展研究生教育,在岗位上坚守了40年,成为哈佛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他带领哈佛大学从一个地方院校转型为美国一流大学,从而奠定了哈佛世界一流大学的基石。因此,“双一流”建设必须坚持与突破并举,坚持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突破一流本科教育和一流学科建设瓶颈。在“双一流”建设道路上,现实不可能打败有理想的人,只有那些思想不解放、观念不更新的人才会被打败,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中国大学才有可能成为最后的赢家。 
  “双一流”建设必须“走出去”开放办学,开放办学是一流本科教育的重要方面。国际化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典型特征,开放是世界一流学科的重要路径。世界一流大学接收的学历留学生一般占在校生总数的15%左右,而我国高校接收的外国学历留学生一般只占学生总数的2.5%,最高的也仅达到8%。中国高校正在努力提高开放办学水平,包括积极引进高端外籍教师,推进高端国际化师资队伍建设、在海外办分校,提供中国高校在海外的影响力、开展跨国科研合作,加速中国高校追赶世界科技前沿的步伐。“双一流”建设要考虑绩效评价和动态评估,必须建立能进能出的机制,能者上庸者下、能者进庸者出,既不能让千里马被驴踢死,也不能让劣币驱逐良币,尽力压缩“目的不明、激励不足、职责不清、考核不到”等诸多因素的存在空间,让活泼的鲶鱼不仅能激活懒惰的沙丁鱼,而且能让沙丁鱼从春风得意马蹄疾的“外交家”变身为门庭冷落车马稀的“实干家”。另外,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高水平大学需要关注但不可唯世界大学排名马首是瞻,因为任何一个大学排名都不可能科学、合理、全面、公正反映大学的办学特色、质量、实力和成就,它们最多只能量化反映大学的某一个或几个方面的办学状态,所以可以作为办大学的决策参考。另外,还需要关注国家教育部的学科评估,因为这里面有一些中国特色的味道,可以为办学者去琢磨。一流大学、一流学科是否能够建设成功,除了一些国际公认的标准之外,还要有非常明晰的办学定位,现代的治理结构和大学制度,有先进的人才培养模式和质量保障体系。同时还要有一个很优良的且具特色的大学文化,这对学生潜移默化的熏陶作用,对他们成才至关重要。这是一个共有的标准。最后建设能否成功决定因素何在?不取决于学校自我的宣扬,不单单看学校的规模有多大、学科是否综合、学校有没有博士授予权,关键是要看这所大学是否得到学生的认可、教师的认可、社会的认可、国家的认可、国际的认可。因此,“双一流”建设还需要充分发挥媒体的重要作用,通过媒体的正面宣传扩大学校的知名度,因为世界一流声誉也是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高水平大学的题中之意。 
  中国作为古代高等教育先发内生型、现代高等教育后发外生型的国家,在“双一流”建设中应注意避免重蹈“误区”或顿生“误解”。比如世界一流大学不仅有顶尖的自然科学家,也有世界一流的哲学社会科学家。世界一流大学绝不是用钱堆砌出来的,但世界一流大学必然有钱;世界一流大学不一定有医学院,但可以有一流的生命科学研究;世界一流大学不一定是“University”,很多是“College”或“Institute”;世界一流大学不是靠挖来的顶尖教授组成的,但世界一流大学必然有世界一流的教授群体;世界一流大学不仅仅在自然科学领域开创前沿,而且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引领时代进步;世界一流大学历史上不仅拥有大批影响世界的杰出校友,而且能持续培养出掌控世界的卓越校友,等等。 
  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建设中国的世界一流学科,必须有中国元素。因为中国特色蕴含世界标准,中国元素体现民族特色。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双一流”建设,师生必须增强对“中国特色”的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惟楚有材,辟门吁俊”是湖北高校践行“双一流”战略的文化底色。据《湖北通志》记载,武昌新府学落成后,湖广巡抚林天擎记下两年前学子谒见之事,并发出由衷感叹“余思惟楚有材,自昔艳羡。况我清宾兴叠诏,已多联翩而登为之前茅者矣。后之龙摅鹏奋,何可数量?”湖北是“九省通衢”、国家“中兴福地”,一个“中国梦”“两个一百年”“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全面实现,离不开湖北这样的综合大省,离不开湖北高校的增砖添瓦、日夜兼程。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是湖北高校的“双子星座”,这种同城竞技的组合,不仅是中国特色,也是世界标配,如北大清华、南开天大等国内“兄弟连”和哈佛耶鲁、剑桥牛津等国外“姊妹花”,历史已经充分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只要协同得好,“双一流”时代的“两校互竞现象”不仅不会成为倒退的“内耗”,反而会成为前进的“引擎”。国家“双一流”战略蓝图已经绘就,但省域高等教育系统践行“双一流”战略的路线图,肯定有多条路径和多种模式,具体到湖北而言,必然需要顶层设计,以高瞻远瞩的眼界、矢志不渝的追求、勇往无前的气魄、大公无私的原则、献身科学的精神、大刀阔斧的改革、协同创新的方法、分类错位的发展、系统连贯的措施、脚踏实地的行动,湖北才有可能早日建成数所世界一流大学、一批世界一流学科高水平大学,才有可能成为国家“中部崛起”战略智力库、“长江经济带”战略发动机、“一带一路”战略助推器、国家和平崛起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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